据《中华读书报》消息，为《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，作家金庸和评点本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已经闹翻，如非出版社方面“考虑到金庸先生的形象和广大读者的感情”，就要和金大侠对簿公堂了。
何以至此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金庸先生的说法和出版社完全两样。金大侠认为“所谓对金庸作品的评点集，其实是一种聪明的盗版方式”。还说：“随便找几个人，说这段好，这段不好，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。”出版社方面则声明：《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绝非盗版书，因为他们在1996年12月和金庸作品版权代理者——香港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该书的正式出版合同，并在北京市版权局登了记。至于参与评点者，“都是搞小说研究的有名学者，如冯其庸、严家炎、陈墨等。”而且，“评点人名单的确定也是经金庸认可的”，甚至“部分评点文字也已经过金庸审阅，并依其意见修改过。”到底真相如何？局外人一头雾水，简直无从判断。我们既尊敬金庸先生，也和文化艺术出版社无冤无仇；因此，我们无需偏袒任何一方，更不愿不怀好意地“坐山观虎斗”，我们衷心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们想说的，是一些与这场官司无关的“题外话”，即金庸武侠小说有无必要出版“评点本”？
这似乎有点“痴人说梦”，人家“评点本”已经出来了，怎么没有必要？然而，在我看来，金庸武侠小说（乃至一切武侠小说）着实并无必要出“评点本”。原因很简单，武侠小说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消遣品，一种云山雾罩、天马行空、主观随意的通俗读物，只要略识几个大字而且头脑清楚，就不难看懂，更不难领略作家行文之妙和想象之丰，何需评点？就此而言，金庸先生说这种评点“小学生也会写”，实在一点也不夸张。实际上，我们从一些小朋友对金庸武侠小说赞不绝口、神采飞扬的谈论中，早就接触了这种“评点”。一加录音，整理成文字，它们就是很生动的“评点本”——《小学生金庸武侠小说评点本》。当然，他们阅历不丰富，知识欠渊博，他们的评点，多属直观式，即兴式，绝不会像专家学者评点起来那么头头是道，锦上添花，因为他们幼稚，没学问，难免肤浅和就事论事。然而，俗话说得好：童言无忌。这些小朋友的评点坦诚、直率、真挚，绝不会像专家学者那样容易拉起架子，摆起面孔，故作高深，不着边际。中国古代，很有几位了不起的文艺理论家，像著《文心雕龙》的刘勰和著《文赋》的陆机，就是大家公认的代表。然而，非常不幸，唐宋以后，这样的文艺理论家不见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数不尽的诗话、词话、诗话家、词话家，没有人再对文艺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理论探讨。诗话、词话自然也有它的价值，其中确有很多真知灼见。有的（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等）甚至也表现了一些自成体系的理论性思考。然而，金石考察毕竟零零碎碎，不成体统。尤其糟糕的是它们开了“评点派”的头儿，拿到一部作品，就来评点一番，赞美之处，圈圈点点；非议之处，詈骂有声。从总体上说，这应该是中国文艺理论的不幸。它使中国的文艺批评长期停滞在文艺欣赏的水平上而裹足不前。评点派的高峰是金圣叹和脂砚斋，就是他们，又何能望刘勰、陆机之项背？直到清末王国维先生的《人间词话》，才别开生面，具有了浓郁的文艺理论色彩。
话说回来，如果说金圣叹评点六部“才子书”、脂砚斋评点《石头记》毕竟将经典作家作品通俗化了，功不可没，那末，我们今天逮住人人会看、人人会评的畅销书金庸武侠小说大加评点，难道真的有此必要吗？又怎能怪金庸老先生说这种评点本是一种“聪明的盗版方式”呢？
当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辑和顾问冯其庸先生1996年12月赴港与金庸先生签订“评点本”合同时，鄙人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客座，从报纸上看到了大张旗鼓的有关消息以及冯其庸先生的谈话（均见该月《明报》）。我当时即对搞这个评点本大不以为然，对冯其庸先生的谈话尤为不解。他说（大意）金庸小说已经成为经典著作，需要注释，需要评点。作为一位“红学”专家，轻易地给金庸武侠小说送上“经典”桂冠，是否刻意为之而别有所图？再说，“经典”是否需要一点历史的考验？是否需要作家百年之后由子孙去评定？当面奉送“经典”桂冠是否略嫌肉麻？为了充分表示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珍爱，冯先生说他曾三下新疆，去实地考证《书剑恩仇录》细节描写的真实性。这就更犯了小学生都明白的常识性错误。所谓考证，面对的是史实。《书剑恩仇录》是一本纯系杜撰的武侠小说，虽说捕风捉影地扯到了一点“史料”（如乾隆乃陈阁老之子，用“掉包计”进了宫并当了皇上之类），那都只是出于创作的需要，并不对历史负责。怎么考证？考证什么？即使小说主人公陈家洛到过新疆、小说中的武侠集团“红花会”根据地在新疆、某某人曾在新疆大战狼群……难道这些子虚乌有的艺术虚构都需要我们的“红学”专家去一一考证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即使你真的考证出了点什么“史实”，然而它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？莫非艺术虚构一下子就变成了历史真实吗？这岂不又从根本上否定了金庸的艺术想象？冯其庸先生那年在香港的上述谈吐，使我油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杂文——《名人和名言》（收入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，1935年）。鲁迅在文中说：“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；许多名言，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。”名人并非“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”，谈到他的“专门”，可能说出不少名言；离开他的“专门”，则难免“悖谬”，就不是名言了。冯先生的“专门”在“红学”而不在史学，更不在考证。因此，当他离开“红学”大谈武侠和考证时，就难免“悖谬”了。
我怀疑：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《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很可能是听信了冯先生上述并非名言的“悖谬”的结果。因此，这场有关“评点金庸”的官司，冯先生恐怕也难逃干系。是耶？非耶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
